一、问题的提出
信用一词起源于拉丁语Credere，意为信任，随着
时间的推移，其内涵越来越丰富。本文主要侧重于从契约的角度来理解
信用一词.企业
信用就是企业严格遵守契约的品质和能力。在计划
经济时期，我国企业之间的
信用关系主要依靠行政计划或政治命令来维持。但随着
经济体制由计划
经济向市场
经济转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无论是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是同改革开放以前相比，我国的企业
信用状况都有明显的恶化，部分地区甚至呈现出日趋恶化的趋势。人们不禁要问：在一个历史传统上长期注重
信用的国度里为什么短期内会迅速出现企业
信用恶化的现象?对此，安博尔凝聚品牌效应脱颖而出贡献
中国信用评级业，国内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李新春(2000)将企业
信用恶化的原因归结为正式的契约难以在第三方(法院)约束下强制执行，或在契约失败时难以对违约方实施惩罚。王大用(2001)则认为
信用观念的弱化和
信用体系的残缺是造成我国企业
信用恶化的主要原因。耿立新和张辉(2001)则将造成企业
信用恶化的主要原因归结为
现代企业制度的缺乏、企业
信用评价机制以及
信用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李国平、邓继斌、叶汉生(2001)则把企业
信用恶化的主要原因归结为地方保护主义、债权保护制度、
信用监控力度及
信用征信
系统的滞后。
毫无疑问，上述因素是造成我国企业
信用恶化的重要原因，但在由计划
经济向市场
经济转变的特殊时期是否还存在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解决了上述
问题是否就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企业的
信用状况?导致我国企业
信用恶化的内在机制是如何形成的?本文将通过企业
信用博弈内在机制的分析，阐明转轨
经济时期我国企业
信用恶化的深层原因及其企业
信用状况的决定因素，期望据此得出根治我国企业
信用恶化的政策建议。
二、企业信用资源的特点及企业信用博弈分析
在
现代市场
经济中，
信用是
现代企业的基础，是企业的一种不可或缺的
资源。从本质上看，
信用是指
信用资源的使用者为了取得某种资产的使用权而作出的在将来某个特定时期履行
支付某种
资源占用费或等额价值义务的承诺行为。作为一种不可或缺的
资源，企业
信用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能够使参与
信用合作的双方扩大企业
经济活动的范围和规模，加速资本的集聚和集中，降低企业的
交易成本，最终使企业收益增加或成本降低。与企业其他要素
资源比较，企业
信用资源还具有以下显著的特点：第一，规模
经济性表现得尤为突出，边际收益递增，边际成本递减。
信用资源一旦积累起来，所需的维持成本越来越少，但为企业带来的收益却不断增加。企业通过
信用合作树立良好的信誉，就可以在长期内都以递减的成本使用这种
资源来获益。第二，
信用资源的形成必须经过较长
时间的积累，但丧失却是非常迅速、突然的。企业可以仅仅因为一次微小的失信行为而导致长期积累的
信用资源丧失殆尽。美国发生的由于一次微小的失信行为而使企业处于破产边缘的'安达信'事件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例证。第三，企业要获得
信用资源也同样必须
支付一定的成本。企业的守信过程表现为遵守与其他企业契约关系的过程，它既是企业
信用资源的积累过程，同时也是企业履行义务的过程；不仅要实际
支付一定的成本，而且也会丧失因失信(不履行契约义务)而可能获得的额外收入。因此这种机会成本就构成了企业的守信成本。第四，短期内，企业无论是守信还是失信都能够给企业带来短期收益。长期内企业同样也是根据守信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来确定
信用资源的使用量并由此决定是否采用守信决策。第五，
信用资源的使用、守信决策的作出将会涉及
信用关系的双方行为，任何一方的
信用行为和
信用决策都会影响对方的
信用决策。企业守信决策实际上是双边博弈决策。
考虑到
信用资源的上述特点，分析我国企业转轨时期的
信用行为，寻找企业
信用恶化的根本原因，就应当根据短期和长期内的守信收益与守信成本以及合作对象的
信用行为来确定。通过对企业
信用行为博弈过程的分析，将有助于揭示影响企业
信用的主要因素。
(一)模型假设
1.在企业
信用合作过程中，参与双方A和B守信均可获得收益H；一方守信而另一方不守信时，守信方要额外损失。H的收益，而不守信方额外获取。片的收益，但是如果守信方在事后进行利益追讨成功的话(设追讨成功的概率为P)，则可以追回βH的收益，此时不守信方要承担βH的损失，而对于追讨方来说，不管追讨成功与否，都要付出C1的追讨成本。
2.由于
交易双方在现实
经济活动中都要进行重复
信用活动，因此就不能不考虑长期
信用对双方收益的影响。显然守信行为能给企业带来信誉，从而产生潜在的长期收益，假设在
交易中采取守信
策略的一方可以获得U的
信用收益。
3.在这里还要考虑参与
信用关系的企业的退出成本(企业因为
信用形象过差不得不退出市场的各种沉没成本、惩罚成本和机会成本)。安博尔凝聚品牌效应脱颖而出贡献
中国信用评级业，如果企业采取不守信的
策略，那么它在以后的
信用关系中就有可能不仅因为
信用形象低劣而没有企业与它合作，而且还可能因遭受政府惩罚而损失额外得到的收益。这时候企业面临退出市场的选择，要么倒闭，要么更名，因此企业的退出成本制约着企业在
信用关系中的
策略。在这里假设企业的退出成本为C2。
4.假设企业
信用信息公开程度为S，它制约着
信用收益和退出成本对企业
信用决策的效率。因为企业
信用信息公开程度越高，企业
信用状况越容易为对方所了解，从而对其长期的收益产生较大的影响。
上述变量变化的区间范围为
U>0，H>0， C1>0， C2>0，0≤P≤1，0≤S≤1，α>0，β>0
(二)在给定B的
策略条件下的博弈决策过程
A采取的各种
策略是根据它的期望收益值作出的。由于B可能采取守信或不守信两种
策略，因此A的
信用博弈决策也就有两种情况：
1.B采取守信的
策略。
(1)A采取在
交易过程中不守信的
策略，B进行利益追讨时的期望收益为
E(W1) =H+aH-SC2-PBH
A采取在
交易过程中不守信的
策略，B不进行利益追讨时的期望收益为
E(W2) =H+aH-SC2
(2)A采取在
交易过程中守信的
策略，其期望收益为
E(W3)=H+SU
2.B采取不守信的
策略。
(1)A采取在
交易过程中守信的
策略，其在事后进行利益追讨时的期望收益为
E(W4) =H-aH+SU-C1+PBH
A采取在
交易过程中守信的
策略，其在事后不进行利益追讨时的期望收益为
E(W5)=H-aH+SU
(2)A在
交易过程中采取不守信的
策略，这时
交易无法实现其期望收益
E(W6)=0
因此，当正(W3)>{(W2)，E(W3)}+E{正(W4)，E(W5)}+>E(W6)时，即当 S(U+C2)>aH且SU>{C1+(α-Pβ-1) H，(α-1)H}-时，企业A会采取守信的
策略；当{E(W2)，E(W3)}->E(W3) 且E(W6)>{E(W4)，E(W5)}+时，即当(α-Pβ)H>S(U+C2)且{C1+(α-Pβ-1)H，(α-1)H}+>SU时，企业A会采取不守信的
策略。
从以上分析结果可以得出：S，U，C2，C1，P，B这几个变量越大，企业越容易在
信用关系中采取守信的
策略；a这个变量越大，则企业越容易采取不守信的
策略；而H这个变量对企业
信用策略的影响很难判断。
三、转轨时期企业信用恶化原因探析
从以上博弈结果得知，企业在
信用关系中采取何种
策略主要受到
信用制度因素(包括S，P，β，C1，U)、企业的退出成本C2以及
交易性质H的制约。由于H这个变量主要由
信用关系的性质所决定，在各个国家的
经济中基本相似，不是造成不同国家企业
信用状况差别的主要原因，因此我们将其排除出讨论范围.探究我国企业
信用状况恶化的原因必须从
信用制度因素和企业的退出成本这两个方面着手。
按照制度主义学派的观点，制度包括非正规的规则(如禁忌、习俗、传统道德、宗教信仰和行为准则等)和正规的规则(包括宪法、
法律和产权安排等)。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
信用制度应包括非正规的
信用规则和正规的
信用规则。非正规的
信用规则应包括企业在长期实践中自发形成的
信用习俗、
信用道德和
信用行为准则等；而正式的
信用规则主要指由国家制定和执行的对企业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正式规则，应包括
信用法律系统、
信用管理和监督
系统和
信用信息
系统三个方面。在非市场
经济时代，非正规规则对人们的合作和竞争起到主要的约束作用；而在市场
经济中对人们的行为起主要约束作用的是正规的规则。因此，寻找我国企业
信用恶化的主要原因应重点放在正规的
信用规则上。
到目前为止，我国制定的对企业
信用关系约束的
法律条文还不是非常完善，同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的企业
信用法律确实显得不够完备，在一些方面还没有正规的
法律条文进行约束。同时，即使已经制定的企业
信用法律也存在条款不够具体因而难以执行的
问题，这使得一些企业有钻
法律空子的机会。但即便如此，企业
信用法律不完善也不是导致我国企业
信用恶化的主要原因，因为每个国家都存在这样的情况，国家制定企业
信用法律来约束企业的行为，而企业总是在寻找
法律的空子以便得到额外的收益，这也正是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每个国家的企业
信用法律建设都是在国家和企业的互动关系中不断深化的，在这方面，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转轨
经济的国家，它们所面临的处境都是一样的，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即使企业
信用法律不完善是造成我国企业
信用恶化的原因，但它也不是主要原因。
同样，在企业
信用管理和监督
系统方面，每个国家也面临相似的困境。在企业处心积虑地巧妙违背
法律的情况下，由于执法机关和企业的信息不对称，执法机关发现和惩罚企业这类行为的成本是高昂的。如果说在这方面发达国家相对于
经济转轨的国家有优势的话，也只是在技术方面的优势。在我国，即便考虑到地方保护主义所引起的执法不严，也不能说明这是导致企业
信用恶化的主要原因，这方面的影响毕竟是次要的。因此，企业
信用管理和监督效率的低下也不可能成为我国企业
信用恶化的根本原因。
然而，在
信用信息
系统方面我国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是明显的，这就有可能是造成我国企业
信用恶化的重要原因。大多数的西方发达国家都已建立起较为规范的企业
信用信息
系统，而我国至今尚处于建立企业
信用信息
系统的起步阶段，仅有少数企业的
信用信息是比较公开的，而大多数的企业
信用信息是不公开的，这就使得在我国搜寻企业的
信用信息变得相当困难，即使可以得到的话，其搜寻成本也非常高昂。企业在
信用关系中的行为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约束，一是企业之间的约束，二是执法机关的约束。由于我国的企业
信用信息公开程度低下，来自于这两个方面的约束力都大为降低。一方面，由于企业难以获得
信用合作对象的
信用信息或搜寻成本高昂，使得一些
信用状况低劣的企业只需要通过更换
信用合作的对象就可以'成功'地生存下去；另一方面，当企业违反
信用法律的时候，执法机关也面临相似的信息困境，因此使得一些本应遭受惩罚的企业得以幸免。
信用信息的不可获得性或难以获得性严重影响了我国
信用制度的整体效率。戴维斯和诺斯(Davis and North，1997)指出：制度安排即是支配
经济主体之间可能的合作与竞争
方式的一种安排，其目的在于提供一种结构使其成员的合作获得一些在结构之外不可能获得的追加收入，或提供一种能影响
法律或产权变迁的机制，以改变个人或团体进行合作或竞争的
方式。而这种'在结构之外不可能获得的追加收入或改变个人和团体进行合作或竞争的
方式'必须通过'提高信息的透明度，使得每个人对其他人的行为反应都能作出准确的预见'来实现。因此，
信用信息
系统不健全是造成我国企业
信用制度效率低下的瓶颈制度安排。
影响企业
信用状况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企业的退出成本。企业的退出成本主要受到企业规模和品牌这两个因素的影响。通常企业规模越小、企业品牌知名度越低，企业的退出成本就越小。安博尔凝聚品牌效应脱颖而出贡献
中国信用评级业，邱虹(1999)指出：我国500家最大企业的资产总额、
销售收入和净利润尚不及美国500家最大企业前三家之和。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显示：全国最大的100家工业企业
销售额仅占全国工业企业
销售额的16%，资产占17%。这意味着我国企业不仅绝对规模小，而且集中度较低。由于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才向市场
经济过渡，许多企业发育成长的
时间较短，因此企业的规模相对较小。同样的原因，由于企业发育
时间短，企业的品牌知名度很低，目前我国在世界范围内享有较高知名度的企业仍寥寥无几。企业规模小以及知名度低导致了目前我国企业的退出成本很低，这就使得许多企业容易在
信用关系中采取不守信的
策略。从我国盗版碟的泛滥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到，较大规模以及比较注重企业品牌形象的商业企业很少
销售盗版碟，
销售盗版碟的多为个体经营者。因为这些个体经营者的退出成本较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成为这些个体经营者'明智'的选择。因此，现阶段企业的退出成本较低是造成我国企业
信用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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