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窗理论和中国信用环境

　　如果人为打坏了一个建筑物的窗户玻璃，而这扇窗户又得不到及时维修，别人就可能受到某些暗示性的纵容去打烂更多的窗户玻璃，最终造成一种无序的局面。这就是政治学家威尔逊和犯罪学家凯琳提出的“破窗理论”。破窗理论对解决今天中国经济信用环境具有重要启发。因为如果一家企业违约，不遵守信用，而没有受到惩罚及时制止，其他企业就会得到可以违约的暗示或纵容，产生“搭便车”的心理，久而久之，就会导致社会信用环境的无序，形成较为普遍的赖账问题。

　　一、信用大厦的破窗没有得到及时修复，为破窗理论的作用提供了路径依赖

　　按照破窗理念，破窗不能及时修复，就会造成别人受到一种纵容性的暗示去打烂更多的窗户，中国信用环境从天然破损发展到今天的危机重重，正是破窗理论作用的结果。由于信用破坏者（信用大厦的破窗）没有得到及时的惩罚（修复）使得破窗理念在中国的信用问题上既有了作用必须的初始条件，又有了作用的路径依赖。

　　对破窗听之任之，从本质上讲，是各方博奕的最终结果。

　　中国的信用问题（这里主要指银行信用）涉及到四方当事人，即中央部门管理者、地方部门管理者、银行和企业，信用状况发展到今天，是四方博奕的结果。

　　1、中央部门管理者。中国的经济转轨是政府领导下的体制变迁。政府的职能和角色扮演是转轨时期所有经济问题的核心，中央部门管理者的行为目标的多重性，决定了处理信用问题时的两难困境。中央各部门并不是没意识到信用问题恶化的后果，但为了经济增长和保证就业的政策目标，对企业行为采取了宽容甚至是纵容的态度，为平衡银行利益，政府选择了承担最后的风险，并尽可能地把解决问题的时间往后推延。政府认为，为获取经济转轨期内政治稳定的收益，支付承担信用问题可能引发的金融风险的成本，以未来的成本换取即期收益，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博奕结果。

　　2、地方部门管理者。中国的经济改革是经济权力和政治义务同时下放的改革，地方政府享有充分的经济自主权的同时，也必须承担保一方平安的政治义务。地方政府为了确保地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无论是在争取金融资源上还是在帮助企业逃废银行债务方面，都表现得异常主动。他们要求当地企业扩大生产、安置就业，以满足其政绩需要，不惜与企业合谋，侵占银行利益；和银行的博奕时，地方政府通常采取公共品提供便利和给予银行委托代理人某种特权方式，换取银行对当地企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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