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民间商业信用——兼及消费信用

　　摘要：因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民间商业信用得到了发展，既有商人提供给生产者的信用，也有商人与商人之间的信用。另外，消费信用也得到了发展。商业信用及消费信用深入到各行各业、各个地区，加速了商品交易，节省了资金，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赊购／商业信用／消费信用／商品经济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古代信用大体有三种类型，一是私人信用；二是公共信用；三是公司信用。在古代资金市场形成、演变的历史进程之中，生产经营活动的资金筹集主要便是以这三种形式(或这三条途径)进行的。其中，私人信用又有高利贷信用和商业信用两种形式，高利贷信用指因金钱、实物的借贷而形成的信用；而商业信用则是指商人与商人或生产者之间因预购、赊销而形成的信用关系，广义上讲，它还包括商人、手工业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赊购关系。①消费信用、商业信用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即已产生，只要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商人为开拓市场、扩大销售就有可能创造、利用商业信用。就中国古代的情况看，战国秦汉时代，消费信用、商业信用便已相当盛行，包括日常生活、丧葬嫁娶等特殊时节及工商业经营中的赊购赊销等。商业信用在以后各代继续得到发展，明清时代继承了这一发展势头，尤其是民间商业信用①得到了比较明显的发展，对封建社会后期商品流通、商业资本的扩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因而值得我们重视。目前学术界对明代民间商业信用问题仅在商品经济、商业资本、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的研究中附带涉及，尚乏专门研究。⑦
　　二、消费信用 
　　明代的消费信用，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日常生活、社会交际中的酒、肉、米、薪、药及衣服、器皿等用品的赊买、赊卖；二是婚丧嫁娶等花费较大的场合的赊买。从第一方面的消费信用看，最为常见似乎是酒的赊买。如有兄弟二人为行凶壮胆，“二人计较已定，却去东奔西走，赊得两瓶酒来，父子三人吃得大醉”[1](第二十六卷《沈小官一鸟七命》，P423)。“每日张鱼又捕虾，花街柳陌是生涯。昨宵赊酒秦楼醉，今日帮闲进李家”[2](卷三十—《何道士困术成奸，周经历因奸破贼》，P546)。济公在杭州某酒店饮酒“酒保来会钱，济公曰：我侬不曾带来，赊我赊。酒保曰：这和尚好没来由，认得你是何人”[3](p19)。而记载吟唱最多的则是文人士大夫的赊酒而饮，如有诗咏徙居后的生活云：“长贫易徙家，蓬转类生涯。邻壁灯堪借，市帘酒好赊。卷帘携明月，带石走孤花。”[4](卷四《杨莲渠先生移居》)赊酒亦须写券，如有诗写老友重逢“握手话苦辛，悲喜杂庆唁。客中虽无钱，自写赊酒券。邀来卧东阁，月出初锁院”[5](卷十六，高启《赠杨荥阳》)。其他还有米薪、衣饰、器皿、药品、丧葬用品等的赊买，如《杜骗新书》记载：“两妯娌并坐，适有卖油者过，婶石氏曰：家下要油用，奈无银可买。姆左氏曰：先秤油来，约后还银未迟。”[6](十八类《妇人骗·哄婶成奸骗油肉》)有小说记载：赵六老家本富，因替儿赵聪娶亲而家落，寒冬季节，“六老身上寒冷，赊了一斤丝绵，”后来将一件夏衣押给儿子赵聪以还此价。家道中落之后，妻死，无钱还债只得去李作头家赊了一具轻敲的棺材，“过了两七，李作头来讨棺银”。自此后家里越发穷乏起来[2](卷十三《赵六老舐犊丧残生，张知县诛枭成铁案》，F222—224)。有诗描写贫病诗人“乱里情怀苦未开，更兼贫病两相催。翻书自取医方读，写券频赊药品裁。有子问安催啖粥，无人疗渴漫思梅”[7](卷八《郡斋养疴呈醉樵内史》其三)。第二方面的消费信用，如上所述的赵六老，赊棺葬妻，即是一例。另外，著名文人祝允明有债癖，“每肩舆出，则索逋者累累相随。盖债家谓不往索，恐其复借……又岁尽乏用，遍走简于所亲知，托言吊丧，借得白圆领五十余件，并付质库。过岁首，诸家奴云集，则皆索白圆领者也。觅典票，已失之矣”[8](卷十一)。此处指祝允明以吊丧为名赊得白圆领五十件作为当头，质钱应用。当反映了丧葬之际赊借或赊买物品的可能性。
　　三、民间商业信用第一类型：商人与生产者之间的商业信用关系
　　明代民间商业信用亦大体上有两种类型：一是商人提供给生产者的信用，主要是商人对小生产者或较大规模的手工业作坊产品的预购、包买、原料放贷等。这种信用，在折算过程中含有利息剥削因素，因而具有一定意义的高利贷资本的性质，是对生产者生产成本放贷的一种形式。二是商人之间互相提供的商业信用，主要是贩商提供给零售铺商或小商小贩的货债形式的信用。以下分别论之，从商人与生产者之间的商业信用关系来看，明代这种商业信用关系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首先从商人与手工业者之间的商业信用看，明代以后的丝织业中，表现为商人先放定钱，到期补足货价、收走绸缎等产品成品，如明代南濠人金德宣，“正德初贩豆麦于枫桥河下，一晚入酒馆，忽有客来，长身伟貌，美须髯，金默异之，揖客共饮，欢若平生，竟与同归，越宿……舁双笥出银二升，并一簿，授金曰：荷爱长者，敢烦派此于机户，金视之，织龙凤衣数事也，骇问何为?曰：身是秦府仪宾也。秦殿下命办此”[9](卷三)。这里这位长须客原本为盗，以秦府作招牌出金预购龙凤之衣，虽不是纯粹的商人，但其行为已具有了商业信用的色彩。《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开着两个绸缎铺，所贩卖的绸缎也是预先发本从苏湖等地机户手中预购而来，如西门庆便曾想打发伙计韩道国与来保、崔本先去扬州支盐，支出盐来卖了，“就交往湖州织了丝绸来”[10](第五十回《琴童潜听燕莺欢，玳安嬉游蝴蝶巷》，p641)。苏州丝织业正是通过这一途径获得生产资金，《二刻拍案惊奇》记载：嘉靖初年某年某日“有人传说，一个大商下千金在织人周甲家，”神偷懒龙欲去盗取，却误入另一贫穷织户人家“看见贫家夫妻对食，盘餐萧瑟。夫满面愁容，对妻道：欠了客债要紧，别无头脑可还，我不如死了罢”。“又有一织纺人家，客人将银子定下绸罗若干其家夫妻收银箱内，放在床里边”[11](卷三十九《神偷寄兴一枝梅，侠盗惯行三昧戏》，P1362—1363)。这里，这乎位名周甲的“织人”应是家境较好、技艺较高甚至可能是生产规模较大的手工业主。而这位“贫人”则应是下层个体纺织手工业生产者。在这种关系普遍和常见的苏州，这种货款(生产成本)常通过牙商进行。如苏州吴县的牙商钦允言“其业主总商贾资本，散之机杼家而敛其端匹以归于商。计会盈缩而出入之”[12](卷十《承事钦君墓志铭》)。清人褚华叙其家，明朝时“从六世祖赠长史公，精于陶漪之术，秦晋布商皆主其家，门下客常数十人，为之设肆收买，俟其将戒行李时，始估银与布捆载而行”[13]。汪仕信先生认为，“这种信用关系中客商从收货到支款有一个间隔，出售布匹的织户在出售和收款之间也有一个间隔，这就是信用的开始”[14](p21)。此论甚是，实际上还可就贩商与生产者之间的信用关系稍加补充，在史料中实际涉及到四个人的关系，这就是褚华之祖、客商、门下客、纺织生产者。褚华之祖凭其经营规模较大、家产殷实的信誉，设立牙行，每年接待秦晋客商，根据客人资本及其对布货的要求，命门下客到一个较大地域的产地，设肆收买。这里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客人来到与将戒行李这时期时间较短，门下客只能直接收购现成产品，如在集市零星收购或到手工业者家中收购，在这种情况下，随卖随买，现银交易，似乎没有多少信用可言；第二种情况，如果为了应付那些进货额较大的客商，牙商让这些门下客，于产区设肆，提前发本预购或订货，这便是一种与苏州城内织工与商人所结成的关系类似的商业信用行为了，褚华之祖便是与钦允言一样的牙商。如以下二例可能反映的当即是这种提前发本预购关系：第一例，河南汝南“农夫工女，蚤夜操作，或以糊口，或有所督迫，辄向大贾预贷金钱，仅获半值，遂输其货以去，视釜甑依然生尘耳”[15](卷四《物产》)。第二例：有农村老妪言：“老妾以桑麻为业，蚕未成眠，已假客之丝钱矣；麻未临机，已贷客之布钱矣。”[16](卷《钟离叟妪传》)在第二种情况下，牙人收购产品、机户或一般农户生产出成品，需要一段时间，据李乐记载，明代乌青镇的丝行牙人在拿到客商资本后“丰其款待，割鹅开宴……商货散去，资本主人私收用度，如囊中已物，致商累月经年坐守者有之”[17]。“累月经年”不可能仅仅是牙人的故意拖延，可能也包括商业信用(由牙人经手)关系所需的一个周期。这种商业信用关系在其他手工业行业中也是存在的，如《醒世姻缘传》所载京师的乌银首饰生产也是靠赊帐以补充流动资金的[18](第七十回《狠汉贪心遭主逐，贤妻巧嘴脱夫灾》,p910—911)。
　　还有一种对生产者的信用是商人对手工业生产者放贷原料、包买生产者的产品。如有小说叙：杭州城外新桥市，“那市上有个富户吴防御，妈妈潘氏，止生一子，名唤吴山，……防御门首开个丝绵铺，家中放债积谷，果然是金银满箧，米谷成仓。去新桥五里，地名灰桥市上，新造一所房屋，令子吴山，再拨主管帮扶，也好开一个铺，家中收下的丝绵，发到铺中，卖与在城机户”。而这些卖出的丝绵，相当部分是赊卖，所以吴山须时常去城中机户家中讨赊帐，如某年六月二十四日，吴山便告父母言：“在城神堂巷有几家机户赊帐要讨，入城便回。”[1](第三卷《新桥市韩五卖春情》，P68、79)可见吴山与机户之间是采取这种赊购、赊销的信用形式的。实际上这种信用在江南丝织业较发达的各市镇、乡村均是存在的，有时还有利息，张履祥引《补农书》认为：“男耕女织，农家本务，”“妇人每年积绢一百二十匹，”可得利约三十两，“若自己蚕丝，利尚有浮，其为当织无疑也，但无顿本则当丝起加一之息，绢钱则银水差加一之色”。[19](卷四十九引《补农书》上)也就是说农户无钱囤积原料，只好临时当买，至期以“绢”折还，起加一之息，这种“当”买便是商人所进行的原料赊卖。棉纺织业中，从明代起有所谓的以布(或纱)易棉之事，从生产方式角度，这是商人支配生产的初级阶段；从信用角度看，它是一种与上述丝织业中放丝类似的商业信用行为。明末张履祥为人考虑生计问题时指出：“若牙行有棉花可赊，为之经营数斤，而待其以纺绩所得偿之，辗转相继，为便亦多也。”[19](卷八《与徐敬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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